看到驴得水里张一曼所谓的“睡服”铁匠的情节，就会想起在三十六计里，身陷囹圄的孙膑，他可以选择被佳人救走，却还是坚持自己运用智慧，坚持用没有后遗症而且更加堂堂正正的方式来拯救自己于水火；还想到了关羽降汉不降曹后，本来有机会可以自己一个人逃走，却还是选择堂堂正正地创建了军功后，带着两位嫂嫂一路过五关斩六将，历尽艰辛而归；也想到了《闻香识女人》的查理，在面对校领导以退学为由逼迫查理说出谁是恶作剧的始作俑者，查理坚持不背叛自己的朋友（他自己认为的朋友）而被学校领导公开宣布退学，幸得退伍军官路见不平，出言帮助以更为正面的方式来找到事情的真相。他们都有更为简便的方式去完成自己的愿望，而他们却都选择后遗症更少、更为艰难的那一条路，谁对谁错？我真的不知道。
经典之所以是经典，大概就是虽然已经看过无数次的情节，如果同样的事儿摊在自己的身上，自己很大概率还是会做出和电视剧里面如出一辙或者背道而驰的行为，自己的行为几乎可以被预测到，因为文化属性，主角很难跳脱出个人局限性，只能不停地随波逐流。
可能这部电影里面，个人更为欣赏的那种智慧兼力量型人物，出现的比较少，让我总有一种画面很新，内容却非常老旧的感觉，还是在纠结同性恋、性解放的事，他们四个当中真是为了植根农村，改善当地人“等、靠、要”的弱势思维吗？又或者只是想要一个躲避现实世界的桃花源，又或者是为了来基层镀金，方便回去之后谋取一份不错的岗位，又或者是跟随恋人的脚步？自己毫不怀疑铁男和裴老师在受到陌生人关爱后，会不自觉地偏向真善美的一方，只是因为有过污点而无法再次回归自然的纯粹，他们又很无助地陷入自暴自弃的怪圈。
转变经济落后地区人们“等靠要”，难道是一定要自己在艰苦环境，像苦行僧一样生活吗？如果自己都发展得这么落魄，后面追随的人很难有动力继续跟随吧？设身处地的思考，当地的村民因为发放补助才“驱赶”着孩子们去上学，当补助资金无力跟进时，孩子们还能有持续的“动能”去上学吗？
电影的背景是设定在1942年，老师们有谈到中南联大的成立，裴魁山邀请张一曼去做助教，也就是这一批人大概在1920左右出生，没有经历1919年巴黎和会，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印度的独立还在萌芽中，陈独秀1942年去世，辛亥革命已经过去十年左右，白鹿原里的白灵如果活着，也有三十多岁了吧。1920年第一本《共产党宣言》被翻译出来，到1991年苏联解体，这中间七十多年，该有多少迷失信仰、迷失方向的青年，踽踽独行，苦苦找着属于自己的路呀。
每次想到鲁智深的“钱塘江上潮信来，今日方知我是我”，就忍不住流泪。为什么要以侵害经济落后地区人们的自尊心的方式，来达成这几位老师在做善行的好名声呢，何况根本没人领情？